證券時報 2014-11-04 10:49:05
如何理解本次會議的主題?如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的創新、改革與增長三者間又有何內在聯系?加強互聯互通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意義有哪些?中國在亞太伙伴關系中將扮演何種角色?證券時報就此采訪了三位專門研究APEC及亞太地區國際貿易的專家。
“兩個輪子”推動經濟增長
本次APEC會議首次提出促進經濟的創新、改革和增長,這也適應了亞太地區經濟增速普遍放緩的背景下,各國需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需求。
證券時報記者:經濟的創新、改革與增長三者是何種關系?亞太經合組織的各國家應如何共同推動創新與改革?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此之中需做哪些創新與改革?
李向陽:APEC成員方都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就是金融危機后的經濟增速放緩,其中,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中低速階段,而新興經濟體則面臨著經濟高速增長終結的局面,因此,各國都需要找到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這種動力來自于“兩個輪子”,一個是創新,另一個就是改革。對于改革而言,不論是印度新一屆政府、中國政府、還有剛剛完成大選的印尼新政府等等,各國都在緊鑼密鼓地開展改革。雖然改革的重點在各個國家都不一樣,但改革是各個國家共同的出路,沒有改革,各個國家想擺脫經濟發展中積累的長期性矛盾是很困難的。
第二個輪子是創新,因為要想進入到新一輪的增長周期,沒有創新是做不到的。而創新與合作之間也有內在關系,即如果能加強區域間的合作,生產要素的流動更為自由便利,這其中就包括資本、人才、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流動,將有助于促進創新的進程。
馮維江:改革是創新的基礎和前提,創新是實現增長的源泉,增長的結果反過來又進一步提升改革的合法性。APEC成員可以通過APEC的機制,制度化地通報本國改革與創新的實踐,一方面可以分享改革創新實現增長的經驗,另一方面也能形成一種“同儕壓力”來克服國內利益集團的阻撓,推動各自的國內改革與創新。
中國的改革與創新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微觀經濟主體層面與技術、經濟結構升級等有關的創新,包括引進或自主研發新技術,把原來沉積在高能耗、高排放等落后或過剩產業中的生產要素,轉變為新興、戰略性行業中的生產要素等等。
二是經濟或宏觀調控政策方面的創新。以往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總量調節,對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缺乏精細化的引導。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采取了定向減稅、定向降準等財稅金融措施,以及微刺激、滴灌、盤活存量、區間管理等創新性的政策方式,這種方向應該堅持。
三是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與創新。體制可以理解為出臺政策所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與規則的總和。政策或易于調整,體制則難于變遷。中國建設上海自貿區,摒棄了以往制造政策洼地的做法,而是積極探索如何建設改革高地,就是想主動開展壓力測試,看看在“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競爭中立”等何種強度的體制性沖擊之下,中國經濟能夠蝶變高飛而非一蹶不振。
推廣PPP模式的障礙
本屆APEC財長會議把促進基礎設施投融資合作作為一個重點領域,并積極推廣PPP模式(即公私伙伴關系,是指公共部門為提供某種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以特許經營權協議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一種長期合作關系),以及簽署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諒解備忘錄。未來,亞太地區將在AIIB機制下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各成員方互聯互通。
證券時報記者:基礎設施投融資引入PPP模式有哪些優勢?在目前亞太經濟發展背景下又存在哪些障礙有待掃清?AIIB建立之后,各國在出資額和日常管理方面預計會有何種安排,其運行機制是否會類似于金磚銀行?中國在亞投行將發揮何種作用?
馮維江:基礎設施投融資需要資金規模大、投資周期長,具備一定的公共產品的屬性,全然由私人部門來投資,容易導致投資不足;全然由政府來投資,又容易造成財政負擔過重、效率低下、滋生腐敗等問題。
PPP模式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形成一種伙伴式的合作關系,有望實現政府財政負擔減輕、社會主體投資風險減小的雙贏。
目前實行PPP模式主要有投資標準、地緣政治等兩個方面的障礙。以往的投資標準大都遵循“華盛頓共識”的風險評價準則,即一國如果不符合利率、匯率、資本準入的自由化,以及沒有嚴格的私有化及產權保護,向這些國家投資的風險是很大的。按此標準,亞太地區許多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許多項目都不符合投融資要求。
但事實上,其中不少項目所在國家政府有良好的信守承諾的記錄、有長期維護社會穩定的執政能力,項目投資能夠取得良好回報。因此,需要一套更適合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風險評估準則,來從發達國家不愿投資的市場中,尋找合適的基礎設施等投資項目。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成熟的規則,而美國為了維護自身地緣影響力,對中國積極推動區域合作的努力也持懷疑態度。
AIIB建立后,中國作為最大的出資國,在日常管理方面可能也會做出更多的貢獻,這與金磚銀行各方同等出資、同等享有投票權的機制有所不同。由于AIIB成員比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成員多得多,如果同樣采取協商一致的原則來決策,效率會非常低下,達不到快速調集資源彌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目的。中國在AIIB的重大決策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李向陽:引入私人、企業方參與投資是保障基礎設施投融資可持續性的基本條件,但另一方面這種模式又離不開政府。因為政府層面可以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相應的支持。長期以來,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缺口非常大,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基礎設施老化現象也很嚴重,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落后一直是困擾經濟增長的重要瓶頸,因此,各國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有待加強。
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持續性合作與本次APEC峰會所倡導的“互聯互通”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互聯互通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強成員方之間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此外,互聯互通也會促進貿易投資一體化的進程。
目前在AIIB的機制下實行PPP模式主要的障礙是,雖然中國所倡導的AIIB得到了許多國家、地區的支持和參與,但目前還有一些APEC成員方未參與其中,因為擔憂新興融資機構的出現會對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傳統融資機構,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形成挑戰和沖擊。所以如何在APEC內部形成共識,即AIIB只是對原有融資機制的補充,而非競爭和替代關系,這是需要APEC各成員方努力的方向。
中國在AIIB建設方面既是倡導者,也是最大的出資方。中國的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有著巨額的外匯儲備,國內的儲蓄率也很高,這恰恰能與其他國家形成互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在AIIB的建設中將發揮既有必要、又有能力的主要推動者角色。(記者 孫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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