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錦秋：應把ST慧球作為標本 嚴懲違規實控人

熊錦秋

近期，ST慧球“1001議案”事件引發市場高度關注。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8日公開質問ST慧球高層，斥責本次事件的主觀惡意。

1月10日，ST慧球發布系列公告，包括收到廣西監管局《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認定在“1001議案”事件中，董文亮等4名董事負有主要責任，責令上述董事在2017年1月13日前予以改正，重新召開董事會審議股東大會相關事宜；公司表態將按照監管要求開展整改，其董事會成員及非職工代表監事還悉數提出辭職。

筆者認為，盡管公司有關人員似乎有了痛改前非的表現，但不能就此擺脫法律責任，如果事件涉及由幕后指使人操控，那么更應該追究其責任。

ST慧球本次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董監高或相關人員難辭其咎，背離了其應負的誠信、勤勉義務，不僅公司要進行內部問責，而且證監會應進行行政處罰，另外交易所也應進行紀律處分。

筆者認為，交易所對本次事件的紀律處分必不可少，而且非常重要——上交所可按照《上交所紀律處分和監管措施實施辦法》以及《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對董監高違反規則或承諾的，有權予以“公開認定其三年以上不適合擔任上市公司董監高”等紀律處分，即相關人員在今后幾年內不能再簡單地換一家上市公司，繼續擔任董監高職務。這種紀律處分對董監高今后的職業生涯具有重要影響，對整個市場也有著極大的震懾作用。

上交所要厘清相關董監高的責任，可以參照目前廣西證監局《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對4名董事的責任認定，另外證監會已經對ST慧球涉嫌未按規定披露信息行為，決定進行立案調查，此舉有利于進一步厘清相關人員責任，這些調查結論都可作為交易所執行紀律處分的參照依據。

本案還有一個關鍵點，ST慧球的董事長是“80后”，但ST慧球與監管層的纏斗技術卻頗為老到，背后恐有高人指點或指使，董監高也許只是沖在前面的馬甲。

自2016年7月以來，市場普遍質疑鮮言是ST慧球的實際控制人，上交所也多次發函問詢鮮言是否是公司實際控制人，是否控制公司董事會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務。此次上交所再發函，要求擬辭職的董監事明確說明，任職期間是否受鮮言或上海躬盛的控制或影響，公司的經營與信息披露事務是否受鮮言控制。筆者認為，上交所的問詢可謂切中要害。

換句話說，不僅要對ST慧球違規行為負有相關責任的董監高進行懲處，假如這些董監高只是“馬甲”、“傀儡”，更要對幕后的指使者進行懲處。監管部門的調查，更要圍繞這個核心來展開。只有對違法違規的幕后指使者予以嚴懲，才能防止今后市場出現更多效仿者，防止別有用心者干擾市場和上市公司健康運轉。

就目前情況來看，ST慧球涉嫌違法違規主要是在信息披露方面。按《證券法》第193條，上市公司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或者有虛假陳述的，如果受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指使，控股股東、實控人等也要受到處罰。不僅如此，如果虛假陳述致使投資者在證券交易中遭受損失的，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有過錯的，應當與上市公司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目前ST慧球基本是個殼公司，公司治理極為混亂，其在市場總是冒出一些無厘頭的負面新聞，并向市場頻頻展示其抗拒監管的“高超技術”，為何如此質地的上市公司總能夠賴在市場不走？甚至還能引來舉牌者？如何才能盡快清除市場中的“老鼠屎”，防止其持續污染整個市場？這一系列問題引人深思。

成熟市場的退市標準包括數量標準與非數量標準，數量標準包括凈資產、股票市值、營業收入、凈利潤等條件，而非數量標準主要從公司治理結構、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要求。A股市場的退市指標，主要是非常容易規避的凈利潤等數量指標，而在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非數量標準還相對缺乏，這無疑是一大缺陷。

假如A股也能建立起一系列非數量退市標準，對于ST慧球此前表現，無論是從公司治理，還是從董監高誠信或信息披露等方面考量，或許都可將其踢出市場，如此退市制度將會倒逼上市公司加強公司治理，并對董監高和實控人產生有效制約。而一旦散戶對上市公司治理的監督積極性被調動起來，那么此前像ST慧球那樣持股百分之幾的股東也可實際控制上市公司的現象，或許也就根本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