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你的“菜籃子”，這些省份有多努力？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劉艷美

圖片來源：攝圖網_500827362

上海正處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期，居民一日三餐如何保障備受關注。

為了“有菜吃”和“吃好菜”，上海人民使出渾身解數，上海市農業(yè)委員會還專門發(fā)布《囤菜指南》。

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人這樣愛吃蔬菜。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一份統(tǒng)計顯示，2017年中國人均蔬菜消耗量就達到377公斤，高居全球第一。與之相比，韓國不到200公斤，而美國、日本則在100公斤左右徘徊。

吃菜“大戶”的口腹之欲，能否得到妥善滿足？

自1988年“菜籃子”工程提出以來，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顯示，到2020年，全國已有21485.48千公頃菜地——相當于約34個上海的面積，蔬菜年產量達到74912.90萬噸，居全球第一，且多年來一直保持貿易順差，凈出口呈持續(xù)上升態(tài)勢。

隨著產量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種菜能手”涌現。根據2011年《全國蔬菜產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2011～2020年）》，我國已形成6個優(yōu)勢區(qū)域、580個蔬菜產業(yè)重點縣的蔬菜種植格局。

不過，另一個從產地到飯桌的難題也隨之而來。早在2010年就有報道指出，國內多個大城市蔬菜自給率不足30%，蔬菜種植面積連年下降。一場南北相濟的“雙向奔赴”由此拉開。那么，你碗里的菜，到底從何而來？

“不遠千里”的辣椒

全國哪里的人最能吃菜？川渝兩省份先聲奪人。

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2020年數據，重慶是全國人均蔬菜及食用菌消費量最多的省份，平均每人消費蔬菜達130.3千克，四川則以119.6千克居于第四，居于湖北、北京之后。而看總消費量，四川共消耗超1000萬噸蔬菜，僅次于廣東。

其中，辣椒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長江蔬菜》雜志2019年發(fā)表的文章指出，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辣椒（含甜椒）生產國與消費國，種植面積達3000萬畝，占蔬菜種植面積12%以上，高居各類蔬菜種植面積榜首，占世界辣椒播種面積40%。作為嗜辣重點區(qū)域的川渝功不可沒：僅四川一年消耗的菜椒就高達70、80萬噸，接近蔬菜消耗量一成。

2019年我國各類蔬菜種植面積（單位：萬畝） 圖片來源：“長江蔬菜”官方微信號

但無辣不歡的川渝地區(qū)，并非辣椒的“天選之地”。《中國國家地理》曾根據1997年數據將各省食辣程度指數及產量進行對比，與四川僅80.9萬噸產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辣極不敏感的山東撐起了442.3萬噸的辣椒產量。坊間流傳辣椒四大產區(qū)“一澤三都”的說法，分別對應河北雞澤、四川成都，以及山東益都（現青州）和望都。

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地理》

四川省川椒種業(yè)育種家陳炳金曾估計，四川鮮椒自給率50%，而加工用辣椒自給率不到10%。為此，川渝地區(qū)不得不踏上引進辣椒的“征途”。

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菜籃子”工程的深入推進，“南菜北運”“北菜南運”大流通格局開始形成。國內南、北蔬菜基地所生產的辣椒，開始源源不斷進入川渝市場。

從辣椒品種的變化中可見一斑。上世紀80年代以前，四川種植的辣椒主要是直徑2-3厘米的“大金條”和直徑2厘米以下的“二金條”。從上世紀80-90年代開始，江西“早雜二號”、江蘇“蘇椒5號”、湖南湘研系列辣椒以及河南洛椒、汴椒等，都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四川市場的主流品種。

圖片來源：攝圖網_501188567

突入四川的辣椒大軍不斷向北拓展，就連遠在東北的黑龍江，也參與到這場轟轟烈烈的“辣椒大遷移”當中。

2016年，哈爾濱農產品跨越數千公里在成都設展，盼望躋身當地市場的就有來自黑龍江的辣椒。面對“川辣”，“冰城辣”并不怯場——黑龍江也是全國六大辣椒主產區(qū)之一，地產辣椒已成為黑龍江省“北菜南運”主力軍，80%運往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地，并出口俄羅斯和韓國。

黃瓜“蝴蝶效應”

中國幅員遼闊。有生產條件落后、排灌能力差的丘陵和山區(qū)，也有適合大面積耕種的沃野千里。“靠天吃飯”的蔬菜種植業(yè)，不斷向少數優(yōu)勢地區(qū)集中，逐漸顯露出中國“菜籃子”的基本面貌。

位于黃淮海與環(huán)渤海設施蔬菜優(yōu)勢區(qū)域的山東，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縱觀2020年全國蔬菜生產情況，山東、河南、江蘇和河北產量均超過5000萬噸，四個省份主要蔬菜生產基地均位于黃淮海與環(huán)渤海設施蔬菜優(yōu)勢區(qū)域內。其中，山東更以8434.7萬噸產量高居榜首。

細看山東各市情況，濰坊、菏澤兩市2020年蔬菜產量分別達到1251.4萬噸、1188.7萬噸，是全省蔬菜生產大戶。

與辣椒不同，濰坊的突圍，是一場從生產端出發(fā)，改變區(qū)域蔬菜供應瓶頸的主動出擊。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在缺乏鮮菜供應的年代，受限的種植條件讓北方人民摸索出一套靠大白菜、蘿卜等冬儲菜過活的技巧。

如何改變這種這種單調的“菜單”？

1988年，濰坊小縣壽光三元朱村村支書王樂義的堂弟從大連帶回2斤新鮮的黃瓜，還告訴他，東北“過冬不用生煤火的大棚”，一年就能夠造出“萬元戶”。王樂義立馬動身到東北“取經”，并在第二年就建出大棚。當年，在豬肉只要2塊錢一斤的年代，冬天收成的黃瓜每斤可以賣到10元。

此后，壽光開始嘗試“冬暖式大棚保護地”，壽光蔬菜逐漸聞名全國，到1995年，壽光蔬菜發(fā)展到50萬畝。同年，“菜籃子”工程全面實施，壽光借勢再次展開向綠色食品蔬菜的二次轉型。

2020年，壽光菜博會展示立體種植技術 圖片來源：新華社

當初帶動“蝴蝶效應”的一根黃瓜，如今全國的種植面積已然快追上白菜，而其中壽光的黃瓜年產量可達90余萬噸。作為壽光地理標志農產品的黃瓜，逐步走向東北、華北、西北、京津等地及20多個省區(qū)市，并遠銷俄羅斯等國。壽光也成為與美國加利福尼亞、荷蘭蘭辛格蘭、西班牙阿爾梅利亞并列的“世界四大蔬菜區(qū)域優(yōu)勢中心”。

“壽光效應”還在向外發(fā)酵。不僅壽光是“蔬菜之鄉(xiāng)”，濰坊12個區(qū)市縣農業(yè)各有特色——昌邑是大姜，安丘是大蔥，濰城和寒亭是濰縣蘿卜，而峽山是有機蔬菜。

這進一步推動濰坊成為中國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地。財經作家秦朔曾在濰坊考察時發(fā)現，一些地方的農產品自己進京銷售，賣不動，要先運到壽光再進京，因為“不到壽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場一站式服務的紅利”。

青菜“保衛(wèi)戰(zhàn)”

蔬菜產地和餐桌愈加遠離，催生對物流的強烈需求。

在壽光，僅需短短5、6小時蔬菜交易量就能達到2萬余噸，這些蔬菜隨著發(fā)達的物流體系銷往全國200多個大中城市，壽光甚至成為直供粵港澳大灣區(qū)的“菜籃子”。

圖片來源：壽光日報

但如硬幣皆有兩面，在城市依賴異地蔬菜供應的便捷和低價同時，也可能面對特殊情況下的“束手無措”。

2010年，全國曾出現一波蔬菜價格大幅波動，重點檢測的28種蔬菜均價上漲幅度一度超過30%。有業(yè)內人士指出，對異地蔬菜的過度依賴是重要原因——當時，全國多個大中城市蔬菜自給率不超過30%，北京平均自給率僅約為10%。

對此，國務院曾發(fā)布《關于進一步促進蔬菜生產保障市場供應和價格基本穩(wěn)定的通知》，要求大城市實行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增強自給能力。

但對于“寸土寸金”的大城市，要在二、三產發(fā)展的同時，兼顧第一產業(yè)的穩(wěn)定，并不容易。

上海尤為如此。數據顯示，2010年，上海蔬菜生產成本比2009年上升近20%，比2007年上升50%。同時，青菜每畝人工費550元，同比增加200元，增幅達36.4%。由于生產成本上漲，每畝青菜純收入515元，同比減少95元，減幅15.5%。菜農種植蔬菜的比較效益下降，種菜積極性極易受到影響。

圖片來源：攝圖網_500822187

其他城市的橄欖枝也不乏吸引力。其中，同樣位于黃淮海與環(huán)渤海設施蔬菜優(yōu)勢區(qū)域的徐州格外積極主動。

面對日常消費蔬菜70%以上由外省市生產基地供應的情況，上海開始建設“外延蔬菜基地”。2016年，徐州快馬加鞭，銅山區(qū)鄭集潤嘉、何橋明詩兩大基地作為首批規(guī)模化、緊密型“上海外延蔬菜基地”掛牌。第二年，徐州參與創(chuàng)建的基地達到60個，每個基地規(guī)模在500畝以上。

在一次推介中，徐州無不懇切地說：“上海需要什么我們就生產什么，今年我們還將進一步調整蔬菜外延基地的大路貨品種，把更多的名特優(yōu)植入進去，為上海市民提供更優(yōu)更好的徐州蔬果。”

與徐州互動升溫，上海仍有所保留。首先要保住的就是青菜。

上海不僅出臺蔬菜種植補貼政策，全面調動菜農的種植積極性，還設計了“財政補大頭、農民出零頭”的蔬菜淡季成本價格保險制度，以化解菜農的市場風險。一系列動作下，上海實現蔬菜、綠葉菜常年自給率分別達55%、90%。

但比起廣州，這一步略顯遜色。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廣州蔬菜自給率達到100.6%，在廣東眾多農業(yè)強市面前，廣州作為大灣區(qū)“菜籃子”仍有一席之地。

對于城市而言，這是一個新的難題：在多年高速經濟增長后，過去被忽略已久的農業(yè)要如何安排？眼下，一個重要的指揮棒是，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省會城市的蔬菜自給率已被納入“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內容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