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時代，成都如何“逆生長”？

每經記者｜石普寧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家琨建筑

城市因人而生，因人而興。今年年中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指出，“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在此背景下，城市更新成為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

11月1日晚，第三屆三聯人文城市獎頒獎典禮在西村大院舉辦。這座本身就榮獲過首屆“公共空間獎”的建筑，以其“竹院混凝土”的獨特形態，成為了成都“生活哲學”的空間載體。當晚，“東郊記憶·成都國際時尚產業園”（下稱“東郊記憶”）項目榮獲組委會特別獎，頒獎詞提到，項目“讓年輕人成功回歸城市并熱愛城市”。

獎項與城市實踐的交織，為觀察城市更新提供了一個精準的切口：在存量提質的轉向下，城市更新的運作范式正發生著怎樣的變化？而成都近年來的“發現生活，找到故事”，又能夠為城市在探索內涵式發展的主線時，提供怎樣的實踐范本？

價值重塑：找到一個新故事

存量時代，一片“沉睡”的城市空間，其價值不再僅僅由其物理形態或歷史年限來定義，而更多取決于它能夠講述一個怎樣與當下共鳴的故事。因此，城市更新的核心任務之一，已轉變為一種內容生產與敘事構建的能力——即為物理空間注入一個新的、能夠自我驅動的“故事內核”。

東郊記憶的實踐，正是對這一邏輯的印證。昔日的國營紅光電子管廠，如何在工業歷史的靜態紀念碑之上，進而成為吸引年輕人的引力場？其解法，是一次精準的“動能置換”，即敏銳地捕捉到時代脈搏，用一個關于潮流、原創與未來的新故事，來激活舊有的空間敘事。

圖片來源：家琨建筑

想好了要講的故事，接下來便是如何將故事“講好”。這個新故事，由一系列高勢能的商業與文化內容構筑而成。華為全球旗艦店、帝視特浪美術館中國內地首館、Brandy Melville西南首店……這些并非簡單的商業填充，而是構建新敘事的“模塊”。它們持續不斷地為這片土地生產著新鮮感與吸引力，這種敘事能力，直接轉化為市場的號召力。

數據顯示，目前東郊記憶的游客平均停留時長已從1小時提升至3小時。這一轉變的背后，是從一次性打卡的“歷史遺存”到持續性消費的“活力現場”的經濟模型重構。這不僅是空間的盤活，更是城市注意力的重新捕獲。

一個直觀的反饋是，在剛過去的國慶、中秋雙節期間，東郊記憶策劃的潮流嘉年華總客流超80萬人次，其中中青年游客占比超80%，展現出強大的“原創力”和“年輕力”。

東郊記憶并非孤例，這種以“敘事先行”重構價值的邏輯，并非局限于工業遺產改造，它同樣適用于歷史文化街區的活化。

比如，在中心城區的祠堂街，其更新邏輯同樣是先深挖出“新文化運動發聲平臺”與“抗戰大后方文化中心”的“雙陣地”核心故事，再通過引入藝術酒店、創意市集、文化沙龍等一系列可被體驗的場景，將深厚的歷史文本，巧妙“轉譯”為當代青年能夠親近、消費和參與的文化語境。

祠堂街藝術社區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可以說，價值重塑的起點，已不再是施工圖紙，而是故事腳本。為一個存量空間找到一個具有市場穿透力和情感連接力的敘事主題，并圍繞它構建一套可持續的內容生產體系，這正在成為城市更新新的勝負手。

肌理織補：發現那片真生活

一個新故事能否被長久地講述下去，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精彩，更取決于它能否與城市原生的社會網絡與生活肌理和諧共生。如果說“價值重塑”關注的是地標性項目如何“開場”，那么“肌理織補”則考驗著城市更新在細微之處如何“收尾”的繡花功夫。

從業態更為復雜的特色街區，到深入社區肌理的民生單元，成都的實踐展示了另一種能力：并非強加一種全新的生活范本，而是通過精細化的“微操”，去發現、尊重并放大那些早已存在的、真實的生活場景。

玉林東路的改造，是一次對在地生活的聆聽與回應。它面臨的普遍性挑戰是，如何在提升街區品質的同時，避免商業化邏輯壓倒其“煙火氣”。其實踐路徑，便是將設計的重心放在“服務于既有生活”上。

例如，其核心操作之一，是“U型界面”規劃對街道空間使用權的重新分配。通過打破“車行優先”的慣例，為步行、閑坐、外擺等非正式的社會交往活動，預留了充足的“冗余空間”。

這種對“人”的尺度與行為的尊重，反過來催生了巨大的商業活力——改造后商戶數量由80家提升到153家，入店率提升近20倍。這印證了一個觀點：一個對生活友好的城市肌理，本身就是一種極具韌性的商業基礎設施。

視角再下沉，深入城市肌體的細胞單元，工人村的改造則觸及了“肌理織補”更深層的社會維度。這個始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建設工人定居區，隨著時代變遷，一度面臨空間擁擠、配套匱乏的困境。

玉林東路特色街區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這里的更新由民生需求驅動，并通過“三賦三會”的居民自治機制，讓在地者從“旁觀者”成為更新過程的“共建者”。居民們深度參與到“改造內容集成、設計方案論證、施工組織商議”的全過程，通過壩壩會、微信群等方式提出了上百條有效意見。這種“共同締造”的模式，其價值遠超物理環境的改善。

在工人村，有一棵已經超過120歲的皂莢樹，其見證了工人村的從無到有，再到如今的新生。如今，皂莢樹依然挺立，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精神地標。這正是“肌理織補”的終極意義：它所守護的，不僅是建筑的風貌，更是人的記憶與情感，是那些讓一座城市之所以成為“家”的、無形的精神網絡。

治理前置：為好故事搭建舞臺

一個好的故事與充滿活力的生活場景要得以延續，終究需要制度性的舞臺來承載。有城市更新的專家認為，城市工作的重心正從過去的“七分建設、三分管理”轉變為“三分建設、七分治理”。這一轉變的核心，是將長效運營思維從項目落成后的“被動管理”，前置為驅動整個更新過程的“主動架構”。

作為先行探索，東郊記憶在運營機制轉換和整體提檔升級中，全面引入了專業園區運營團隊。這一動作，確保了從招商、活動策劃到場景營造的每一個環節，都遵循著專業化和市場化的邏輯，為其持續的活力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另一些項目，則在治理結構上進行了深度創新。

東郊記憶 圖片來源：紅星新聞

玉林東路探索的“O+EPC”模式，是觀察這種治理結構變革的窗口。傳統的工程總包模式中，建設與運營是線性分離的兩個環節。而“O+EPC”模式，則通過將運營（Operation）前置，調整了這一傳統序列。這意味著，負責項目未來長效性的運營方，從策劃設計階段就已深度參與。

例如，為了保持街巷的本土特色，運營團隊與商會共同提出了合營、業界共治、公益創業等多種模式，形成了以點帶面的“社區+”品牌效應，而非簡單粗暴的統一招商。

這種精細化的運營思維，也體現在對在地文化生態的培育上。玉林的更新，聯動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活躍于此的何多苓、劉家琨等藝術家、建筑家，以及當代的“新派”主理人，持續為街區生產內容。

這種前置的運營邏輯，正從個案探索，演變為一種操作范式。除了東郊記憶與祠堂街對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引入，玉林東路成立的“多業權街區共發展聯盟”，則是對治理模式做進一步深化探索。它試圖在一個產權分散、利益多元的復雜環境中，通過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臺，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整合為一個目標協同的生態系統。

從機制創新到生態構建，這些實踐共同指向了一點：在存量時代，城市更新的成功，最終有賴于能否構建一個多方共贏的可持續發展模型。

“巧合”的是，頒獎典禮的舉辦地本身，恰好為這個觀點提供了一個充滿象征意義的注腳——西村大院的設計者，正是劉家琨；他同時也是東郊記憶改造方案的第一設計者，其建筑事務所也設立在玉林。這種奇妙的“共振”，也顯現出：那些曾經與當下共同構筑了城市生活肌理的新老創造者們，如今又在這片土地上，持續地“發現生活，找到故事”。